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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滴青铜泪
来源:   古钱币收藏网


 
过去有许多大户人家,世称名门望族的,其中也有些是大收藏家家族。他们有钱有势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具备了作为收藏家必备的胆识和眼光,而且一个家族中互相影响,往往好几个人或好几代人共有同好,这一点,他们自己往往比旁观者更清楚。清末民初以来,比较典型的有安徽东至两江总督周馥家族、江苏吴县工部尚书潘祖荫家族、山东黄县丁幹家族,还有大名鼎鼎的安徽合肥李鸿章家族。李鸿章家族的收藏癖好,延续了好几代人。
 
李鸿章本人的藏书,在40年代由其孙李国超捐入了震旦大学,震旦大学名之为“李氏文库”,还特地制做了精美的雕花书橱专门陈列,解放以后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李家在合肥的故居中,还有一幢全部用红木雕成的藏书楼。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从政之余大力收求青铜器和古代字画。20年代,瑞典太子到上海,为筹备博物馆而收购中国古物,李经方就与刘晦之合作,经过古董商李文卿,卖给瑞典一大批青铜器,据说当时售价为28万美元,两家各分一半。后来李经方又以不甚光彩的手法,获得沪上耆老廉南湖小万柳堂的藏画,价值3000元。李鸿章另一儿子李经迈,亦是有名的藏书家,其藏宋元古本常被时人提起。李国杰是李鸿章的嫡孙,继承了李鸿章的伯爵爵位,抗战中因与汪伪有勾结,被国民党军统人员击毙。他在出任比利时大使时,整船载去的家具全是明代之物。
 
李氏家族中真正值得一书的收藏家,是本世纪李家最后一位收藏家,李鸿章的一个侄孙(李鸿章五弟的孙子)李荫轩。
 
李荫轩1911年生于上海,自幼喜好文物古玩,常年
 
究心于考古学、掌故学、鉴赏学,精通中外历史。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收藏中国历代钱币,从收得邓秋枚的藏币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下来,不仅中国古币,而且欧洲或美洲等地的外国古币也兼收并蓄,继而又从古币发展到历代中外徽章,前后共达30000余枚之巨。其珍品如南宋“大宋通宝当拾”、“临安府行二百文、叁百文、五百文”、元代“至正权钞伍分”等等。历朝历代各种类型泉币已收齐备,构成系统。在外币收藏上,最古老的有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其珍贵程度几乎无法以金钱来计算。他在钱币收藏中,自号“选青草堂”。
 
李先生约从1930年开始着手中国青铜器的收藏,一生共收藏品达200余件,其中不少是从苏州潘氏攀古楼中散出来的藏品,而且是流传有绪的精品。上海的古玩市场、寄售商店是他常去之处。每到一处,从来没有多余的话,看好了就买,买好了就走,人们甚至称其为“神秘人物”。他对青铜器的鉴赏自有独到之处。有一次在一个破残的古屋墙根处发现一个吴方彝盖,别人都认为是赝品,他却坚持认为是真的,经考证发现,上面的种种痕迹,是因后来火烧所造成的。他收藏的200余件青铜器中,极为重要的有数十件,尤其是小臣单觯、纪候簋、鲁侯尊、翏生、厚越方鼎等。在青铜器收藏方面,李先生又自号为“邵斋”。
 
他收藏的翏生盪,是在他之前从未有过著录的“生坑”出土物品,内有一大篇铭文,记载西周周厉王率军队东征淮夷的事,参加征伐的器主名叫翏生,所以就称之为翏生盪。它是一件极有历史价值的、印证了一场战争的文物。
 
关于鲁侯尊,是一口圆口方底的尊。颈部两侧有虎头形双耳,耳下有宽阔的几乎垂地的两翼,形体极为精美、庄重,为尊器中所仅见。腹内底部有22字铭文,记载周公之子明公奉命率领三族之人征伐东夷的故事。鲁侯参加了这次战役,作战有功,于是将这一光辉的业绩铸于尊上以传后代,世世为荣。从铭文看,此尊为西周康王时器,而现有的书面史料中,却没有康王征伐东夷的记载,这件地下出土的青铜器,可补上这一时期史料之不足,足见其珍贵!
 
关于厚越方鼎,这是件宋代就出土了的“熟坑”。1144年,宫廷官吏薛尚功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中就有著录。当时所著录的器物,经过近1000年的岁月,大都已不见踪迹,而此鼎至今保存完整,极为难得。此方鼎腹部四壁饰以大兽面纹,兽面双角弯曲下垂,角的尖端作钩状曲形,这种角型兽面纹在己出土的青铜器中极少见。鼎腹内壁有33字铭文,是说周王来到成周这一年,厚越受到公的馈赠,因而铸此方鼎,作为父辛的祭器。铸鼎时间是西周昭王年间,即公元前11世纪晚期。
 
类似这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青铜器,李荫轩的藏品中有数十件,并且均经李先生反复考证过,写下了考证文章。这些考证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拿给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现为上海博物馆馆长)看过,马先生认为“那的确是下了功夫的”。尽管如此,李先生只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收藏和学问,一切都不声张。他一生淡泊名利,与外界不多接触,考据文字也不曾发表过。
 
除了钱币和青铜器,李先生对其他各类文物的收藏都有一定的规模,如秦汉铜镜、古钱范、秦汉砖瓦、历代印蜜、元代铜权、明清符牌以及古版秘籍等。其中值得重视的有汉印“居巢侯相”、“乐昌侯印”,有堪称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文物一一清代“广东水师提督”银币,明代建文款的“吏部稽勋司郎中朝参牙片”,明代正德款的“养鹰营”铜牌,以及清乾隆年间的“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等,均为世所罕见之珍品。
 
李荫轩的这批收藏,“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十年间一直保存完好。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西区那一片花园洋房集中的住宅,被挨个儿地抄了家,李先生家里自然也逃不过。一天,一队红卫兵闯进了乌鲁木齐南路衡山路的李家花园,看到满屋是古董,纷纷嚷道:
 
“四旧!四旧!砸掉!砸掉!”又摔又砸,把那些珍贵的西洋瓷器一件件从阳台上扔下去,摔个粉碎;年代久远的古代钱币,在他们手里一掰就是两瓣!李先生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幸亏这一次红卫兵未发现他收藏的青铜器,但谁也不能保证下一队红卫兵会不会大搜查呢?
 
李先生终于拿起了电话,向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一一将所有藏品全部捐献国家!博物馆的同志急急赶到李家,只见房间里一片狼藉,地上堆满了
 
各式青铜器,都是流传有绪的名品。因为当时处于“特殊时期”,博物馆无法接受捐献,只能代为保管,于是大家一齐动手,造清单、数藏品、装卡车、运上博。
 
整整两天一夜,上海博物馆的十几位同志忙得满头大汗,六轮大卡车来回跑了六趟!等到最后一车装车完毕,把一份份藏品明细清单交到李先生手上时,同志们个个早己饥肠咕咕,头脑昏昏了。正当卡车要启动了,同志们向李先生道别时,李先生突然想起来,有一间房间里还藏有十四箱明版书,他连忙对博物馆的汪庆正讲:“小汪,还有十四箱明版书,你们也一起搬去吧!”汪庆正此时己疲惫不堪,而且己经讲好这是最后一趟,十四箱书,没有车子怎么弄啊?于是就说,博物馆只收藏品,书是图书馆的事,请图书馆来接收吧。后来这十四箱书不知如何处理的。再后来,李先生夫妻被赶到花园旁边的一间原来属于园丁住的房间里住,整幢洋房被房管所接收。
 
1972年李荫轩逝世前,还念叨他那些藏品,对夫人邱辉讲:“东西放在博物馆,我顶顶放心!”
 
1979年,落实政策的春风吹到上海。一天,邱辉来博物馆找到马承源,告知李荫轩临终前,郑重地考虑过他的藏品问题,嘱托若有归还之日,除了保留几件一般藏品作为家中纪念外,其余全都捐献上海博物馆,并征得了他们儿子的同意。她来博物馆就是来实现李先生的这一遗愿的。她说得如此诚恳,全部捐献,不要报酬,感动得博物馆的同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1979年6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
 
捐献仪式,向邱辉女士颁发了市政府的褒奖状。
 
现在人们走进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馆,可以看到许多展品介绍的牌子上,都注明了“李荫轩邱辉捐献”的字样。这些铜绿斑驳的古物,上面不仅凝聚了几千年前祖先们的智慧,还有着这些令人尊敬的收藏家的滴滴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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